17歲的古籍愛好者王梓屹曾出過一個“笑話”：6月的桂林，他在陽光下曬一本自己收藏的古籍，并發(fā)到古籍愛好者交流群里，被人指責“暴殄天物”，他才明白，古籍要防受潮，更忌暴曬，曬過后書頁會像樹葉一樣泛黃變脆。

王梓屹回憶，初二一堂美術課上，老師講到桂林山水時，引用了清代羅辰所著的《芙蓉池館詩草》卷上《桂林山水畫稿》?？吹郊亦l(xiāng)的風景在100多年前以木刻版畫留存，他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，暑期專門到桂林博物館查看《桂林山水畫稿》，由此開啟了探尋古籍之路。

和王梓屹一樣，很多年輕的古籍愛好者早早就入了古籍的“坑”。有人喜歡觸摸留存著年歲印記的紙張，于是收藏多種版本的古典原書；有人鉆進時空的隧道里，甘坐“冷板凳”，挖掘古人的智慧。網絡媒體和科學技術讓古籍閱讀變得方便，同好間的交流也多元便捷起來。那些藏在古籍中的歲月，又流淌進千年后年輕人的夢鄉(xiāng)。

歷史的風吹了千百年

孫林是長沙岳麓書社的一名年輕編輯，工作兩年，參與過兩個古籍項目的編輯工作。她喜歡李商隱，雖然比他“年輕”約1190歲，但喜歡背誦他的詩句，模仿他的風格寫詩。

“颯颯東風細雨來，芙蓉塘外有輕雷。”有一天午休，孫林再次被同事的鼾聲吵醒時，想到了李商隱的這句詩。在她還是湖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(yè)的學生時，老師就講過李商隱的這首無題詩。老師說，這是一種“微弱的萌動”。此刻，在工位上，每當醒來，她就會覺得，“日子為什么又這么平淡地走了半天”。她后知后覺這便是“微弱的萌動”，“是外界平靜如冬日寂寥，一成不變，但你聽到了內心企圖生長的聲音，你知道你不甘寂寞，不肯流俗，終有一天會打破寂寥”。

偶爾，她會對李商隱的詩句產生類似的聯想解讀，“可能李商隱自己也不是那么想的”。后人的無數種解讀，勾勒出萬千種李義山的形象，晚唐的風吹了千百年。

今年22歲、本科畢業(yè)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的孫路遙，接觸古籍已有15年?！墩撜Z》是她的“答案之書”，“生活中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時，幾乎只要隨意翻開幾頁，就會發(fā)現孔子已經在2000多年前給出了答案”。孫路遙找到了閱讀古籍的樂趣：“對于還很年輕的我們來說，閱讀古籍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無限的人與社會，看到與自己相匹配的生命價值并嘗試踐行。”

本科期間，已有扎實古代漢語基礎的孫路遙，開始嘗試學術和實踐探索。通過參加學術論壇、參加古籍出版社的實習、組織傳統文化讀書會等方式，她初步思考了即將步入研究生階段的方向：以中國經學史為核心，結合數字手段與海外視角，講好傳統文化的新故事。

始于作品陷于人品，他為“偶像”曹植發(fā)論文

今年27歲的戴啟飛從初中接觸《三國演義》開始，就一頭闖入了“建安風骨”的文人世界，尤其對曹植欽敬有加。為了深入了解這位被后世認為“多情任性”的公子，戴啟飛迫切想要閱讀曹植的詩文集。當時，縣里的新華書店沒有《曹植集》，店員輾轉幫他訂購到趙幼文的《曹植集校注》。他發(fā)現，曹植不但有“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”的才學，亦有“天性仁孝，發(fā)于自然”的性情，更有“戮力上國，流惠下民”的志向。

那是他第一次細讀古籍原典，對曹植的熱愛“始于作品，陷于人品”?，F在，他是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獻學專業(yè)在讀博士生。

高中時，戴啟飛就在網絡社區(qū)找到很多喜歡曹植的同好。有人提出，《曹植集》已有幾個權威注本，但還沒有面向大眾愛好者的白話譯本（當時中國臺灣地區(qū)已有相應的白話本，只是他們不知道——記者注）。于是，包括他在內的5名小伙伴作為骨干成員，與其他網友一道，決定在該社區(qū)此前的翻譯舊稿的基礎上，共同翻譯《曹植集》。

歷時數月，翻譯完成，成果被命名為《曹植集全譯》，只有翻譯而沒有注釋，全書一共13.8萬余字。雖然只作為網絡作品流傳，但《曹植集全譯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。至今在社交平臺上，戴啟飛還能看到有人提及并推薦這部未出版的翻譯作品。

2024年，為了給曹植“正名”，戴啟飛甚至在某核心期刊上發(fā)表了一篇論文。曹植《七哀》有十六句版（《七哀》）、二十八句版（《怨詩行》）兩種文本，一般認為十六句版為曹植原作。近年有西方漢學家主張二十八句版才是曹植原作，十六句版則是后世文人改編凝練而成，從而產生了一種評價：曹植的五言詩大多是經過后世加工潤色，他在文學史的地位需要重新審視。

作為曹植的忠實粉絲，戴啟飛有些聽不得關于曹植的“壞話”。但要對這種觀點進行商榷，就要尋找新的證據，“關鍵證據就藏在作品中”。上大學后，進入系統的學習階段，戴啟飛開始研究曹植詩賦用韻，長期下來有了音韻學的積累。

通過考察梳理漢魏六朝詩賦用韻情況，他發(fā)現，二十八句版的增句“流止任東西”的韻腳“西”字，與前句“依”字押韻，但“西”直到東晉吳楚樂府民歌才開始與陰聲韻相押，而在漢魏時期以前多與陽聲韻相押，音近“鮮”。因此，二十八句版的改編時間應不早于東晉時期，顯然不是曹植所作。

文章發(fā)表后，戴啟飛激動地對朋友說：“文章不是我的功勞，而是我把曹植送到他該在的位置上！”這篇論文在第五屆文獻語言學青年大會上獲得二等獎。將愛好作為專業(yè)，用專業(yè)追求愛好，他表示，將繼續(xù)在整理古典文獻、解決文史問題的工作中貢獻力量。

挖掘古籍的“隱藏財富”

在古代，書頁紙張珍貴，許多文人借書來抄寫學習。明代文學家宋濂在《送東陽馬生序》中提到“家貧，無從致書以觀，每假借于藏書之家，手自筆錄，計日以還”。對今天的古籍愛好者而言，抄書是深入學習古籍的途徑，也是致敬古代文人的方式。王梓屹就是一名抄書者，他自幼練習書法，接觸古籍后，一有空閑就抄書，精力旺盛的時候，他能專注地抄一日。

熱愛古籍讓王梓屹覺得充實，“也讓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——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”。作為今年的高考生，他早早就確定了大學志愿范圍：漢語言文學或歷史學的相關專業(yè)，傾向于古文字研究。他暢想未來的工作：做一名圖書管理員，或是與古籍相關的學者。

對考古學專業(yè)的學生來說，“訪古”是他們的日常。今年畢業(yè)于安徽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專業(yè)的查紫賢在日常出行時，不管去哪都會先去看看遺跡，找找當地的博物館。查紫賢喜歡出土文獻，他通過摹寫出土竹簡辨認和學習字形，感受古文字的書寫狀態(tài)。在他身邊，不少考古專業(yè)或古文字專業(yè)的同學，還自己制作竹簡：買來竹篾條，刷上膠礬水，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毛筆在上面抄寫古文字，或是寫上祝福語，在一些學術論壇或是其他同好交流場合中，作為禮物送給他人。

陜西師范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(yè)大三學生林儒煦自幼與古籍結緣。從記事以來，母親便帶著他到古書學習班學習，念誦《三字經》《千字文》等，上小學后開始背誦“四書”。進入大學開始系統學習和研讀，他嘗試與古人產生“共情”，設想古人在什么情況下寫出這些文字?！拔也⒉话阉鼈儺斪魇菓摫环顬楣玺拇嬖?；我覺得應該有更現代的態(tài)度，不要盲從，而是去蕪存菁?！?/p>

作為一名文科生，他坦言，上高中后有不少次懷疑過自己對社會的價值，“當我學習本專業(yè)之后，我才發(fā)覺，大眾認識到的中國古代文化只是冰山一角，很多東西還有待發(fā)掘，而我們正是發(fā)掘這批‘隱藏財富’的人。對古人的認識越深刻，反思就會越多，對民族文化的認識會更深，也會更自信”。

在專業(yè)學習中，林儒煦和同學們必修一門“古籍的數字化整理”，學習OCR（光學字符識別）、自動校準圖像、識別重復段落等計算機功能的基本原理，以及用大模型寫代碼實現前述功能。他表示，文科生學習計算機有些困難，但數字工具可以減少重復勞動，提高整理古籍的效率，“我認為現在是前所未有的學習文獻學的黃金時代”。

當前，一個由高校和互聯網公司合作創(chuàng)建的古籍App“識典古籍”，已完成萬部古籍的數字化工程，所有資源免費向社會開放。孫路遙是北京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《四部叢刊》精校項目審核團隊成員之一，參與了該App部分古籍上架審核工作。

在她看來，古籍數字化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紙本難獲得、文本查找慢的問題，極大縮短了閱讀者與研究者前期的“工具性工作”，讓他們得以將時間盡可能投入挖掘文本內涵、尋找結構性貫通的“思想性工作”。

中青報·中青網見習記者 戴納 記者 蔣肖斌